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稳中求进******
即将收官的2022年，中国经济承压前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也面临多重风险挑战，回稳向好基础有待进一步巩固。
即将到来的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中国经济怎样稳中求进？
关键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关键指引——
“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明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行动指南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会议提出的“六个坚持”，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回望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自新世纪以来首次滑落至8%以下。
面对高速增长背后显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问题，聚焦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成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习近平经济思想聚焦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从哲学维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引领中国经济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向“美”而行，着眼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需求与需要，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驾马车”动力加快转换，蓝天更多，河流更清……从总量之“美”到结构之“美”，从生态之“美”到生活之“美”，民生有保障的“好生活”与精神充实愉悦的“美生活”相得益彰。
笃“实”夯基，坚决遏制脱实向虚，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进步，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巩固和发展全球最全工业门类。
求“效”有为，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为关键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以“协”善治，从新发展阶段出发，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步履坚实，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路径更加明晰。
“共”富“共”赢，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统筹效率与公平。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努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到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前人从未遇过、西方经济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指引中国经济在守正创新中打开发展新天地——
2022年12月26日，蜿蜒千里的新成昆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从成都南站发出，沿着现代化的铁路，奔驰在崇山峻岭间。
超过78条——这是2022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新开通线路数量，创历年新高，是去年全年的5倍多。
“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放眼全国，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四梁八柱”，为中国经济拓展回旋空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新时代的发展，需要新的发展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谋定发展方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作出年度部署；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定期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决策重大经济事项；中央财经委员会（领导小组）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及时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改革……
十年风雨兼程，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应对世纪疫情，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反复证明，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
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新征程发展之“的”。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无不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理经济的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
习近平经济思想从对策维度聚焦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推动中国经济在致广大而尽精微中行稳致远——
2022年12月9日上午，一列满载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天津集装箱中心站缓缓驶离，标志着天津港2022年中欧（中亚）班列运量突破9万标箱，同比增长近60%。
“集团长期以来以稳求进、以进固稳。”天津港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大力推行班列货物“船边直提”“抵港直装”通关模式，服务“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稳中求进，从宏观政策到市场主体，各层面各方面牢牢把握这一工作总基调，不断创造新业绩。
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科学方法和系统工具。
“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全面具体的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
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科学应变，助推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破浪前行：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抓好“六稳”“六保”工作；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项项举措卓有成效，一项项政策落地生根。
潮头掌舵，气象万千。
越是攻坚克难的阶段、纷繁复杂的时候，越彰显科学理论的真理光辉。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航船劈波斩浪，不断赢得历史主动，赢得精神主动，赢得发展主动。
历经非凡变革，我国发展站上新的更高历史起点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022年10月26日至28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外出考察，来到陕西延安、河南安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行着新的深邃思考。
2个月后，12月23日至24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战略部署，吹响新时代新征程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进号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巨轮穿越惊涛骇浪，取得彪炳史册的发展成就，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大国经济治理智慧的最好诠释，也是中国经济信心前行的最坚实基础。
看10年——新时代1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转向高质量发展的10年。
2022年9月27日，“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开幕。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等来到北京展览馆，走进展厅参观展览。
综合展区中心，制造强国、航天强国、海洋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科技强国，一叶叶风帆拼成“奇迹号”巨轮模型，引人驻足。
国内生产总值从53.9万亿元上升到114.9万亿元，基础研究经费从499亿元增加到1817亿元，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施发射240余次……一个个亮眼数据，标示出新时代10年中国经济“量”的跨越，更彰显“质”的提升。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
回望10年来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看5年——“过去5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指出，“我们经受了世界变局加快演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有效守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经济大船乘风破浪向前。”
时针拨回5年前，2017年4月。八桂大地，春风和煦，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海、南宁等地考察调研。
听取北部湾港口规划建设和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建设情况介绍，强调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考察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强调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一路所看所谈，透出对发展质量的深刻考量。
这一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大论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5年间，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着力推动“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对高质量发展的强调和践行一以贯之。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一个个关键处落子、彼此连接成势，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布局，为中国经济开辟广阔空间。
看3年——世纪疫情，是3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直接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何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并实现经济平稳发展，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3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我国走出了一条精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之道。
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国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及时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和“新十条”优化措施，努力用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创造条件。
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寻求最优增长路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最大程度释放经济社会活力，最大程度稳住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
面对疫情跌宕反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我国以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非凡实践，有效处置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5波全球疫情冲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有效守护。
2020年成为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3年经济保持4.5%左右的年均增长，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来之不易的成绩单，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不惧险阻、勇往直前的证明。
看这一年——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这是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数据：
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6%。国民经济总体上保持恢复态势。
前11个月，充电桩、风力发电机组、民用无人机、光纤产量同比分别增长92.7%、39%、30.4%、21%，产业升级发展持续，新动能继续壮大。
……
这一年，以科学之策应对非常之难，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在党中央决策部署下，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各地区各部门迅即行动，扎实落实。
这一年，二季度前期经济明显下滑、后期扭转下滑态势，三季度总体恢复向好，四季度抓住窗口期进一步回稳向上……顶住疫情反复和乌克兰危机等超预期因素冲击，中国经济划出一条“V”型复苏曲线，预计全年经济总量超过120万亿元，粮食产量连续八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展现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
一些外媒报道指出，在全球经济面临空前挑战之际，中国经济仍然向好。不断优化调整防疫政策的中国，将成为明年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爬坡过坎中前行。
成绩殊为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习近平总书记话语坚定：“遇到的困难很多，有的困难是空前的，但是我们做到了。”
用好优势抓住机遇，时与势始终在我们一边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一年，我国经济发展在多重目标下面临不少风险挑战。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我们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有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有产业体系配套完善的供给优势，有勤劳智慧的广大劳动者和企业家等人力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阐述我国发展的“四个优势”，揭示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大国战略博弈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支撑。
知难而进，砥砺前行。我们有条件实现更好发展，关键是要巩固和拓展优势，抓住和用好机遇。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体制优势增强发展活力——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五大规律性认识，其中之一就是“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
从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到通过宪法修正案，实施民法典；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到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纵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制度基础。
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历经风雨更显优越性的“中国之治”中，我们的制度自信持续铸牢。
中国市场主体已发展到1.6亿多户，是稳经济的底气所在。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能经受住各种风浪冲击的重要制度保证。
“我们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是长久之策，不是权宜之计。”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反垄断法完成修改保护公平竞争；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垄断行业体制改革……
瞄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攻坚，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发展预期、提振发展信心。
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以需求优势应对外部冲击——
世界经济低迷不振的背景下，第五届进博会按年计意向成交额再创新高：累计意向成交735.2亿美元，比上届增长3.9%。
“连续五年如期举办进博会，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释放了中国全面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积极信号，展现了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中国担当。”《世界开放报告2022》评价。
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
我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规模经济优势、创新发展优势和抗冲击能力优势显著。
“我国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潜力巨大，补短板锻长板投资需求旺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将进一步拓宽国内市场空间，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有利于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供给水平不断提升将引领创造更多市场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对外发布，对进一步发挥需求优势进行新的部署。
“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15年超过8亿，推动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2022年11月17日，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书面演讲时这样表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供给优势提升发展质量——
我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支线客机ARJ21交付首家海外客户；首台国产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成功下线；建成亚洲最大海上石油生产平台……近期，一系列发展新成果捷报频传。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正加速向制造强国迈进。
经济发展最终靠供给推动，从长期看是供给创造需求。多年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形成中国突出的供给优势：
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能够制造世界上大多数工业产品，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拥有世界级港口群、250多个民用运输机场，建成全球规模最大5G独立组网网络、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
美国彭博社发表评论说，中国近十年来一直专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这些高技术领域正为中国经济创造更多更高的价值。
在对外依赖度高、短期难以有外部替代来源的领域加快补短板；积极参与推动全球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布局；推动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发展，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牢牢把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我国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持续释放人才红利，以人力优势夯实发展基础——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人才红利新的优势正在显现：
8.8亿劳动年龄人口，人口平均年龄达38.8岁，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2.18亿人。202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9年，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
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方向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第34位上升至第11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庞大人力资源持续激发创造活力，成为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潜在力量和后发优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才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并对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作出全面部署。
推动人才管理职能部门简政放权，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一项项部署，旨在充分释放人力优势潜力，不断厚植发展优势。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自信而坚定的宣示，向世人展现出中国经济无比光明的前景。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记者：邹伟、韩洁、叶昊鸣、魏玉坤、周圆）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01版）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